wephone 世纪佳缘创始人苏享茂到李文星之殇无独有偶

无论是从平台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法律责任的角度，互联网平台都有必要对注册用户或商户实行统一管理。

9月7日凌晨5点，创始人兼开发者苏享茂跳楼身亡。 此前，他在+上留言，称自己因为与前妻翟欣欣签订了一份“令人发指的离婚协议”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网文内容显示，苏享茂与翟欣欣于今年3月30日通过世纪佳缘网VIP服务相识，6月7日领取离婚证，7月16日达成离婚， 18日办理了离婚手续。 网帖称，翟欣欣以苏享茂公司存在逃税行为、网络电话功能属于灰色操作为由，威胁举报违法行为，要求后者在离婚时转移并赔偿巨额财产。同意。 最终，双方达成的离婚条件是，男方将在海南的财产转让给女方，并向女方支付精神赔偿金1000万元。

苏享茂及其亲属发帖称，翟欣欣在佳缘网站登记的身份信息存在诸多虚假信息。 包括学历、职业、家庭背景、婚姻史等内容涉嫌造假。 甚至有网友质疑，翟欣欣是职业婚姻诈骗犯，幕后甚至还有团伙。 网友纷纷指责佳缘网站未尽到信息审核义务，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并认为佳缘应对苏享茂的死亡承担责任。

对此，世纪佳缘仅在新浪微博发布简短声明，称苏享茂及其前妻翟欣欣为世纪佳缘会员，已完成实名认证。 世纪佳源承诺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取证。 对于网友关心的是否存在身份信息造假、是否属于职业婚姻骗局等问题，佳缘并未发表评论。 截至目前，尚无主管部门或司法机关对佳源立案调查的消息。

从苏享茂到李文兴之死

无独有偶，两个月前因在BOSS直聘平台提交简历而意外进入传销犯罪团伙并不幸身亡的李文兴事件也引发全国热议。 5月15日，李文星将简历发送至“北京科蓝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在BOSS直聘平台上申请程序员职位。 5月19日，他收到了录用通知。 5月20日，李文兴从北京前往天津加入公司。 7月14日，李文星的尸体在天津市静海区G104国道旁的水坑中被发现。 当时尸体已长期浸泡在水中，外观和体形难以辨认。 李文兴之死的背后，是一个已经营11年的大型传销组织“蝶贝雷”。 该组织成员长期在BOSS直聘上以北京科蓝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名义发布招聘信息，引诱求职者到天津，然后对其进行控制洗脑，进行传销。 李文兴只是受害者之一。

不久，北京网信办和天津网信办开展专项联合执法行动。 他们就BOSS发布违法信息、用户管理重大遗漏等问题，依法联合约谈了BOSS直接法人，并出具了行政执法检查记录。 ，责令该网站立即整改。 未经BOSS直聘网站人工审核认证的用人单位，目前无法发布任何招聘信息。

此外，赶集网、58同城等网站时不时发生的虚假房源诈骗事件，以及此前因百度虚假广告而发生的魏则西事件等，都表明，我国互联网平台在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政府监管滞后、平台信息审核缺失，导致各类违法犯罪分子将触角伸向互联网，甚至将互联网视为非法牟利的新大陆。 违法犯罪活动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实现“互联网+”； 或者线上线下结合，开启“O2O”模式。 但我们的监管或执法仍然集中在线下，无法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联动和信息融合。 长此以往，良莠不齐、信誉丧失，必将对整个互联网平台行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

事故引起公众关注后，平台往往会检查其审核义务是否履行完毕，政府部门也往往会介入调查。 但这种必须以牺牲为基础的审查和监督，注定是一场永无休止的猫鼠游戏。 更重要的是，平台的信息审核义务和政府的监管责任不能仅仅停留在个别案件的响应和处理上，而必须上升为持续的制度安排。

需要明确的互联网平台责任

目前，我国涉及互联网平台责任的主要法律方面有《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但这些规定相对分散、笼统、滞后。 没有规定平台的信息审核义务，没有形成完整的责任体系。

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 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服务提供者要求赔偿。” 还明确，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的真实姓名、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追偿。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销售者、服务提供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依法提供服务的单位。

根据该规定，网络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用户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平台要“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消费者还是需要提供证据。 至于何为“采取必要措施”，目前尚无明确定义。

2013年国家工商总局颁布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平台的信息审核义务。 根据《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对申请进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主体身份进行审核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无论是从平台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法律责任的角度，互联网平台都有必要对注册用户或商户实行统一管理。 但互联网平台的管理受到市场竞争、信息审核成本等多重因素制约，独立进行信息审核的意愿不高。 例如，世纪佳缘官方网站公布的会员注册条款第五部分中的免责条款规定：“对于会员通过世纪佳缘提供的服务传输的内容，世纪佳缘将尽合理努力按照以下规定严格审查：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但不能完全控制通过本服务传输的内容，不保证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或质量...佳源已采取相关措施并做出合理努力进行审查。用户上传的照片、资料、证书等，但不保证内容的准确性，相关责任由上传上述内容的会员承担。 这样的免责条款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无疑暴露了互联网平台主动进行信息审查的意愿。

加强互联网平台责任监管刻不容缓。 与由国家强制保障的政府监管不同，它可以不经被监管人同意而直接依法实施。

电商平台只是一个市场主体，没有国家权力。 因此，其对注册用户或商户的管理必须依赖民事协议。 互联网平台对商户入驻的统一管理是基于双方事先约定的，是履行民事合同的过程。 如果注册用户或商户对平台的管理不满意，可以选择离开平台，用脚投票。 其结果很可能是劣币驱逐良币，监管审核进一步失灵。

互联网具有虚拟化的特点。 这意味着政府的线上监管必须具有不同于线下监管的特点。 区别之一是政府需要与平台合作。 单从信息审核能力来看，平台想要突破现有瓶颈，必须得到政府职能部门或监管部门的支持与配合。 以世纪佳缘为例，如果没有公安、民政、教育等职能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如何审核注册用户的身份信息、婚姻信息、学历信息？ 再比如，赶集网的租房信息审核系统与房管、公安等部门的数据接口不兼容，如何验证租房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更重要的是，政府不能把所有的信息审查义务和监管责任都推给平台。 不要忘记，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责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替代的。

（作者为京衡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高级合伙人）

经济观察报| 理性且有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