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遗作《口头传统与互联网：思维通道》构成
关键词：约翰·迈尔斯·自由； 口头传统； 互联网; 媒体融合； 信息技术
作为国际知名的史诗学者、古典学者和比较口头传统专家，约翰·迈尔斯·弗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被全世界读者称为当今“口头公式理论”的旗手。 优秀的学者往往善于超越自己研究领域和专业知识的局限性，致力于创造新的理论体系。 弗里的遗作《口头传统与互联网：思想通道》构成了他生前指导的“通道项目：口头传统与互联网的分析与比较”。 它为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人类“思维通道”的规律和特点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理论框架。
正如弗里所说，“电子信息的浏览方式、连接信息的‘节点’以及流经‘通道’的信息之间的关系，与信息的生成、组织、传播乃至存在于口头中的方式无关。由此可见，以电子方式呈现口头传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便利。” 本文仅以弗里的《口头传统与互联网：思想的通道》为灵感，结合媒体技术的迭代升级来考察《口头传统的演变》，通过对口头传统与互联网的比较分析，试图描述媒介整合视角下的口头传统及其学术研究：口头传统如何生存？ 它的制作流程、沟通方式、接受习惯发生了哪些变化？ 口头传统研究如何应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
一
口头传统可分为广义和狭义。 “广义的口头传统是指人类利用声音进行交流的一切形式，狭义的口头传统特指传统社会的语言艺术，如歌曲、故事、史诗、叙事诗等。” 加拿大传播学媒体环境学院创始人哈罗德·英尼斯十分推崇口头传统，尤其是古希腊文明产生的《荷马史诗》。 他认为，口头传统的灵活性“达到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相互平衡的理想状态。”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平衡是人类文明发展最理想的状态。人类的原始思维、创造性思维、知识和哲学思考都来自于口头传统的韧性和生命力，随着媒介从口耳相传、文字、印刷、电子媒体到互联网的演变，知识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无限扩大，但知识却越来越机械化、专业化，导致观念和思维的僵化，不利于创意的产生，条件受到挤压，因此，英尼斯认为，有必要了解口头传统所特有的、与机械化传统相反的重要事物，并然后重新把握它的魅力，弗里曾提出一种“人类媒介年表”，改变时间尺度来说明语言能力和书写技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相对时间点。 如果人类有12万年的说话历史，以12个月来衡量12万年，“在人类掌握信息传播技术的这12个月里，我们有11个半月完全依靠口头传播。 在文字发明之前，甚至在文字使用之后，口头传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口头传统作为一种古老而又不断更新的信息交流方式，发挥着知识传承和文化延续的作用，是人类文化表达的根源。
《口头传统与互联网：思想的渠道》一书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和论证人类最古老和最新的信息技术：口头传统与互联网之间的相似性和相互作用（见表1）。 Free 创造性地将古希腊词“agora”转化为一个关键概念，阐明了口头传统与互联网之间存在的微妙联系和差异。 从词义上看，agora是指实体市场，通常指城市中的交易场所。 例如，雅典广场是古希腊城邦建立后才出现的标志性建筑。 它曾经是政治、商业、宗教活动的中心，也是雅典的中心。 城邦繁荣的象征。 弗里斯借用了“集市”一词，提出了“语言集市”（ of ），用来代表知识、艺术和思想共享和交流的公共空间和纽带。 由此，发展出文本市场（）、口头市场（）和电子市场（）三个特殊概念来描述不同的创造和传播的动力机制。 在文本集市中，字节信息被写入、打印或显示在屏幕上； 在口头集市中，所说的、听到的、以及（）的言语都在交换； 电子集市中存在编码、虚拟、链接等字样（）。 这个以“集市”为基础的隐喻，让我们回到了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所展现的那种人们聚集在一起喝酒、交谈、探索生命和真理的精神生活。 如果把“集市”搬到网络上，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柏拉图式的“会场”——在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里，各种知识纷至沓来，各种思想碰撞，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所到之处，可思千年，远见万里。 Free将agora一词提取并转化为一个学术概念。 事实上，它指的是情感的集市和思想的集市。 无论是文字集市、言语集市还是电子集市，都是互联网空间中的思想交流。 和表达情感的符号载体，在文化传承、思想传播、情感共鸣等方面发挥着特定的作用。
从口传到书写，从泥板、纸莎草、棕榈叶、龟甲、羊皮卷轴到竹简、丝绸、纸张，当文字脱离书写媒介，成为网络上的符号，瞬间就可以到达网络上的任何地方。地球突破了语言本身的限制，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自由延伸。 “技术的变革和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在逐渐造成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消亡……如果一方面，文学的时代即将结束（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不祥之兆已经出来了，另一方面，那么，文学或‘文学性’也是普遍的、永恒的。”
二
新媒体是指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互动性、综合性的媒体形式和平台。 作为一个相对的概念，现阶段的新媒体主要包括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互动数字媒体形式。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以新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时代。 媒介形式对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有着深远的影响。 “新媒体的优势将导致新文明的出现。” 新媒体的诞生和演变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发展和变革，而且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随之构建出新的时空关系，给口述传统及其学术研究带来新的机遇。
2020年7月，作者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一家甜茶馆拍摄了民间艺人表演《格萨尔》史诗的民族志视频。 这是一家隐藏在闹市中的甜蜜茶馆。 舞台上悬挂着一幅格萨尔王唐卡。 民间艺人手持麦克风，坐在舞台上表演如痴如醉。 甜茶馆里挤满了人。 坐在笔者身边的一位藏族老奶奶举起手中的手机聆听并在微信上分享。 她说：“我有很多朋友喜欢听《格萨尔》，但他们不能去那里。” 如果他们来听，我就用微信发到群里。 每次只能发60秒，所以我就一直拿着手机录着发。”另一位年轻人用手机拍了一段短视频，上传到抖音上分享，吸引粉丝和流量。泡茶倒水，甜茶馆老板娘用手机捕捉精彩瞬间，分享到朋友圈，与人在线互动。新媒体是每个人与每个人的沟通，在这个真实的、面对面的之外。 -面对通讯场，有一个虚拟的通讯网络，甜茶馆里的观众是信息的接受者，当他用手机唱出说唱艺人的史诗在网络空间分享时，瞬间就转化了新媒体承载的有声文本正在深刻改变口头传统的生产过程、传播方式和接受习惯。正如朝戈金所说：“过去，口头传统主要是通过代际垂直传承，口碑。 如今，多媒体承载着声音、文字、图像、超文本链接、云技术等，跨空间横向传播。”从纵向传承到横向传播，不仅从单一的口头、有声知识转变为多元的音频知识。视觉知识，但传播路径也从单向变为多向，从人际传播变为网络传播。
目前，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对口头传统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活元素”，其核心往往是由表演者（）组成的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如藏族《格萨尔》的传承人。史诗仲坎、蒙古族《格萨尔》史诗传承人呼尔其、《江格尔》史诗传承人江格尔其、柯尔克孜《玛纳斯》史诗传承人玛纳斯其、彝族史诗传承人毕摩等。诚然，不少学者仍然依赖“静态元素”，研究重点往往以文本为基础，包括但不限于手稿、木刻、印刷品等。但从研究范式来看，无论是“静态元素”还是“静态元素”？ “以表演为中心”（-）或“以文本为中心”（text-），在文学的流通、传播、消费、接受等活动过程中，口头表演与写作之间的联系——文本——媒介——往往被忽视。 文学活动是一个动态的、交流的过程。 只有在表演者与观众的互动中，“文本”才能产生“意义”； 从口头表演到文字写作，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观众而创作的。 或创建。 正如阿诺德·豪瑟（ ）所说：“没有读过的书是不存在的，没有演奏或听过的音乐就不是音乐，它只是音符。印刷的文本只能由某人阅读。它只会获得收益。”当没有人关心它时，它就具有审美价值。如果没有人关心它，它就只是一组词而已。” 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文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共时性’特征。不仅要考虑到作家、作品和社会背景，还必须考虑到读者接受度和媒体因素。” 因此，文学媒介是文学活动的第五要素。
随着文化全球化和知识碎片化时代的到来，以新媒体为叙事方式的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游戏小说、网络小说、神话笑话、电影、电视等成为主要内容。文学载体。 原本属于印刷文明的“文学”日益呈现出没落的趋势。 小说、诗歌、戏剧等纯文学作品在现实生活中退居到边缘，而视听文明下的超文本（）、网络文本（）、遍历文学则以（）为标志的数字文学（）、互动叙事（）和本体的相互渗透（）是势不可挡的。 比如，以“第一奇幻爱情IP”《三生三世桃花十里》为例，作者以古代神话为创作背景，《山经》中的九尾狐。 “海”、四海八荒的空间概念以及人名、地名、典故等成为创作素材。 还有《神话第二维》《山海经传奇》《巫歌》，都可以算是对中国古代神话的复述。 腾讯开发的手游《尼山萨满》改编自满族、赫哲族、达斡尔族、蒙古族等民族中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尼山萨满》。 其中，传统的剪纸绘画风格、部落音乐都蕴含着大量的萨满文化内容。 玩家可以在玩尼山的同时了解满族的信仰文化和历史并通过关卡，通过游戏到达文学世界。 这些对传统神话和以民间故事为创作素材的网络游戏的祛魅改编，符合当下“网络原住民”的思维习惯和审美取向。 由于新技术和新媒体，传统神话故事呈现出新的形式。 在跨越时空的交流过程中，神话故事的讲述、复述、再创造，连接着彼此的身份和想象，连接着共同的信仰和记忆，编织成自己的认知和情感。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并没有消亡，而是被普遍化、大众化、传播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文学并没有终结，但随着媒介技术的迭代升级，文学的形式发生了转变，文学的力量也发生了位移。
三
媒体融合（），即“以数字技术为元技术平台，将不同维度的媒体重新整合为一个，形成一个全球性的、风起云涌的‘网络社会’，媒体组织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媒介进化的法则是“适者生存”。 “旧媒体”不会因“新媒体”的冲击而彻底消亡，而是会经历一个转型整合的过程，并在新媒体的外壳下回归。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 55个少数民族中，有53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 200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一书反映了当时的民族语言状况：中国目前有5大语系、130种语言； 该统计数据不包括每种语言的方言信息。 目前中国各族人民使用的语言有130种，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有语言但没有文字。 换言之，对于多民族的中国来说，文学不仅包括作家文学等个体书面文本，还包括口头传统、生活文学等集体文学实践。
美国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沃尔特·翁（ Ong）曾指出：“文字文化的出现引起了古代人们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电子时代的到来和数字时代促使口述文化以新的形式发展、复活。” 翁吉创造性地提出了初级口述文化（）和次级口述文化（）两个概念，探讨了人类文明演进史上口述文化和书面文化的潮起潮落过程。 初级口头文化是“尚未接触文字、不受印刷影响的文化”。 次要口头文化是“由电话、广播和电视产生的文化”。 按照翁氏的分类，我们现在正处于“二次口头文化”时代。 互联网改变了口头传统的书写和交流方式，再现了人类最古老的信息技术。 青海省海南州史诗《格萨尔》的表演者伊西嘉措说：
牧区的生活非常单调。 小时候放牧的时候，我最喜欢听格萨尔王的故事，尤其是霍陵之战。 我先把自己说唱《格萨尔》的视频上传到微信朋友圈，很多朋友点赞、评论、转发给我。 后来我学会了用快手，突然很多人关注我。 我觉得很有趣。 没想到这么多人喜欢我唱《格萨尔》。 现在我每天都会拍新视频上传，回复评论区留言，收到粉丝的打赏和礼物。 他们的关注和喜欢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动力。
耶喜嘉措生活在翁所说的“本土口头文化”中。 他在社交媒体上拍摄并上传的短视频，将口头传统迁移到互联网平台，形成泛大众传播。 这种虚拟社区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本土口头文化中形成的社区要大得多，甚至没有边界，难以想象。 “电子时代是‘二次口头文化’构建的虚拟模拟对话，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原始口头文化的一些特征，比如参与的神秘性、群体意识的培养、注重当下甚至公式化表达方式的使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它是一种基于文字和印刷的口头文化。” 这种虚拟模拟是由语言、声音和图像组成的对话。 它在虚拟网络中构建了跨越时空的文学。 空间上，歌手通过媒介与观众建立了一个沟通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演讲者的剧本依赖于“脑文”，观众不再受时空限制、文字束缚。 他们可以是中国乃至全球互联网终端上的“任何人”。 场域是虚拟的，所表达的情感、行为、意义是真实的。 移动网络和物理空间的融合创造了一个新的性能空间。 演讲者与听众隔着屏幕进行交流互动，仿佛回到了最初的口头文化。 口语传统的口语表达、冗余词语、对抗性表演、即兴创作、共时反馈、互动叙事等特点都在游戏中。 回归并复活于博空间。 “未来已来，随着媒体技术的迭代升级，媒体融合实现了人与人、人与信息之间的链接。
在即将到来的5G、4K、人工智能时代，“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体”……这将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甚至消除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 人类社会的一切资源都可以数字化，人们可以通过AR、VR技术“旅行”到任何时间、任何场景，与过去的声音对话，向未来的读者讲话。 “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经历了部落化、非部落化、再部落化的过程。电子媒介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使人类合而为一，整个地球也成为一体。”电子媒介引发的深度参与，让人类回到了部落化时期人与人密切接触的状态，重新进入多元化的虚拟部落。《2021年中国互联网视听发展报告》统计《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9.44亿，2020年网络视听产业规模突破6000亿元。”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73亿，人均日使用时长超过两小时，从“看”到“看”“拍”：视频逐渐成为网民的表达工具，46.1%的用户上传过短视频过去六个月的视频。 快手大数据研究院和快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0年快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快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覆盖率达到96.3%。 在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1372项中，快手涵盖的项目有1321项，其中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花儿、蒙古族长调民歌等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普通人“人人参与，人人速成”，短视频将文字、声音、图像融为一体，听觉、视觉、触觉回归为一体。 口头传统进入网络后，催生了新的话语体系，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短视频+直播”方式赋予了文学新的活力。 非线性叙事让文本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也让观众成为文本的主动建构者。 互联网恢复了口头文化的某些特征，如开放性、互动性、即兴性、参与性。 同时，互联网具有信息即时、同步、叠加、交互的特点。 这也符合“网络原住民”的沟通习惯。 信息在不同媒介之间流动，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实时交谈，人们无时无刻都沉浸在现实与虚拟交融的网络空间中。 数字传播环境加速了口头传统的变革和融合。
四
埃里克·哈夫洛克（Eric A.）在其《柏拉图导论》一书中说：“只要口头文化没有被字母表的视觉力量的延伸所淹没，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的相互作用往往会产生丰富的文化结果。口头文化在我们的电子时代复活了，与幸存的书面传统和视觉形式建立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关系。这类似于字母表出现时的情况。在20世纪，我们正在“倒放磁带” ”希腊人从口头走向书面，我们从书面走向口头。他们的‘终结’是一片机密数据的沙漠，我们的‘终结’是一本新型听觉咒语的百科全书。”媒体技术的迭代升级，引起了人类行为、思维、社会观念乃至社会形态的深刻变化。 媒介不仅改变了说话者、文本和受众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表演、文本的传播方式和受众接受的方式，塑造了新的文学生态和文化风格。 在此，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层面进一步总结。
第一，以“互动”为核心的互动叙事。 “任何人想要了解诗人，就必须进入诗人的王国。” 歌德说道。 互动叙事的起源是围坐在火边讲故事的古老传统。 “讲故事”源于人类古老的记忆，蕴含着日常生活的“智慧”、“经验”和“真理”，贯穿整个人类历史。 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现，演讲者将自己所有的想象和情感倾注到表演过程中。 瓦尔特·本雅明（ ）在《讲故事的人——对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的随想》一文中悲观地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对‘讲故事’的口头传统不再感兴趣，新兴的中产阶级渴望获得能够从文本小说中满足他们内心需求的文学内容。” 故事的结束意味着光环的消失，在作者看来，史诗演讲者的表演是有光环的，他们表演过程中的声音、语气、表情、姿势、动作等非语言符号共同构成了史诗王国，观众的聆听和反馈反映了这一点，来推动演讲者的即兴发挥，演讲者与观众之间形成互动叙事，这种独特的感觉只有在“表演中创造”的动态叙事过程中才能体验到。演讲者与观众的互动共同“编织”文本；如今，“讲故事”的文学传统已经扩散到短视频、音视频、图文并茂的网络直播空间，让文本变得更加丰富。因此，断章取义的表演缺乏灵气，快餐式的阅读远远谈不上欣赏史诗，无法真正进入“诗人的国度”。
二是从零度观众向参与式观众的转变。 当陶渊明感叹“无挚友，多悲哀”时，表达了诗人的愿景：作者渴望通过语言与观众产生共鸣、相互理解。 任何“文本”都是开放的，因为它总是需要观众的参与来实现审美享受和意义传递。 对于观众来说，今天的文学不是由文字构建的封闭文本，而是真实的、可理解的开放文本。 除了阅读和理解文本之外，还要了解文本背后有血有肉的作者，接受其中的声音和情感。 一个好的演讲比知道如何写作更重要。 “媒介融合意味着文化转型”，其对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就是带来“跨媒体叙事”和受众转变为生产者的“集体智慧”。 书面文本的受众是看不见的、沉默的、不发出任何声音的“零受众”。 综合媒体文本的受众是互联网上的一个“节点”。 每个节点都可以在网络中传播，在接受的过程中，可以瞬间转变为文学创作者。 在网络空间中，数字生存重新定义了歌手与观众之间的关系。 作者和观众之间的身份瞬间转变，成为共同的主体。
第三，科技赋能与自由叙事。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书写一直是神圣的、权威的，是少数人的特权。 中国古代“仓颉发明文字”的神话、古人对“文字墓”的崇拜以及“尊纸”的传统，都体现了文字是权力密码的源泉。 写作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离。 在本土口语文化环境中，口语是一种行为方式。 它不仅可以传递信息，还可以用来叙述、祈祷和咒骂。 因此，掌握当地知识的部落首领和祭司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 在文字时代，“复杂的文字成为特殊阶级的特权，倾向于扶持贵族，有利于知识垄断和等级制度的形成”。 写作成为一门专门技术，掌握写作需要长期的习得。 航母的价格也很昂贵，所以言语就成了阶级划分的工具。 如果我们回到文学“兴奋、欣赏、共同体、怨恨”的基本功能，文学本身就是生活的音符、灵魂的叙述、情感的表达，因为它不仅属于作家，也属于作家。文学是文人的，也属于每一个活着的个体——换句话说，文学既是生活的表现，也是生活的表达。 数字化生存是当代人普遍的生存状态。 我们生活在双重现实中。 屏幕不仅是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屏障，也是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分界线。 互联网技术赋予每个人书写人文的力量。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轻松找到受众。 媒介化的存在赋予了他们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感。
文学的未来是“文学的死亡和文学性的分散，即‘文学’的变形，现有的文学形式将普遍化和萎缩”。 事实上，媒体整合为所有人的自由叙事带来了新的体验和机会。 通过科技赋能，让全民创作、全民阅读成为可能，成为一种文学生活。 这也预示着新文学时代的到来。 这不仅为当前和未来的口头传统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而且为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挑战。
最初的文章发表在2021年“种族文学研究”的第5期中。 请参阅原始文章以获取注释。
关于作者
关于作者：Wang Yan，藏族博士在文学学院，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是中国社会科学学院族裔文学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 目前，他是西北国籍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也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硕士教师。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少数民族文学，文学人类学和文化遗产研究。 他获得了第三次“ FEI 现场研究奖”，并被选为“国家种族事务委员会的第四批年轻和中年人才培训计划”（2018年）和“ Gansu省的杰出年轻文化才华”（2020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