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笑容现身”汉文帝墓发现背后，“三把刷子”跨越55年解开永恒之谜

两千多年前的笑容出现在镜头里。

微笑陶俑整齐地躺在外藏坑内，这是巴陵115个外藏坑之一。密密麻麻的钢架支撑着坑身，两侧留有锯齿状的土阶，坑底的劫洞清晰可见。迟到的人踏上新铺设的木楼梯，拿着相机，一遍又一遍地扫视下面的陶俑。

“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的坟墓是汉文帝的陵墓，不是凤凰口。”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这一考古成果，揭开了历代汉文帝陵墓的位置。神秘。

这背后是几代考古学家数十年的不懈努力。

1966年和197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学良、吴振峰等人对蒋村东、薄太后南墓的小型次葬坑进行了抢救和发掘；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庆柱、李玉芳在西汉十一周年之际进行了发掘。对陵墓进行了系统的调查； 2001年，黑陶俑被盗逃往美国，后多次返回西安； 2006年，江村墓等大型墓葬的发现，引发了关于巴陵具体位置的讨论； 2021年，蒋村墓被确定为巴陵。

几十年来，考古学家借助“一查、两钻、三发掘”“三把刷子”解开了这个千年之谜。而这仅仅是开始。等注意力散去，他们又回到了田野，还有更多的未解之谜等待着解开……

外隐坑留下的盗窟内，周围散落着陶俑碎片。新京报记者吴彩茜摄

追寻黑陶

这里是一片地势平坦的黄土高原，南临秦岭，北临灞河。那是萧瑟的冬天，樱桃园都秃了，路边摊上的草莓都装进了红色的小篮子里，等待着几个路人把它们带走。

白鹿原位于西安市东南部，因“白鹿漫游”而得名，也因作家陈忠实的小说而闻名。在这平静的黄土下，埋葬着汉朝第三位皇帝。自元代以来，人们就相信汉文帝陵墓的“凤凰口”位于白鹿原，并世代立碑为证。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公告，确定汉巴帝陵所在地为白鹿原江村墓。

这一天，整个汉墓考古队非常忙碌。考古专家焦南峰、考古队长马永英前往陕西省文物局参与网上发布这一重大新闻；副队长曹龙留在白鹿原考古基地接待众多前来报道的媒体；团队成员朱晨露正忙着准备本次发布会的各种材料……

“没想到，这一次巴陵的发现，竟然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国家文物局新闻发布会刚结束，曹龙发现考古基地的院子里已经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手机上还有一串未接来电和短信。

位于江村墓东北角的15号外隐坑是记者必去的打卡点。开挖长度约39米，深度约8米。防护温室下，密集的钢架支撑着坑体，两侧仍保留着原来的锯齿形土台阶。为了保护文物，考古队在钢架的一侧新铺设了木楼梯。顺着楼梯往下走，数千尊陶俑出现在眼前。

“这是一件衣着陶俑，是帝王所用的最高等级陪葬品。”戴着红色安全帽的曹龙对着镜头介绍道。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坑底躺着一个个一丝不挂、一丝不挂的陶俑，正在腐烂。丝绸将它们染红，木臂早已消失。后来的人脚步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惊扰了他们脸上的笑容。

走了几步，便看到一个直径三四米的大坑。再往前走几步，旁边又会出现一个大洞。这是盗墓贼留下的坑，周围散落着被炸毁的陶俑碎片。

巴陵的发现还要从20年前发现的劫洞说起。

2001年，江村墓及周边地区的多件文物被盗并非法流入市场。次年，六件被盗的西汉黑陶俑出现在美国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中，即将拍卖。那些黑陶俑与江村墓出土的陶俑一模一样，都是赤身露体，无臂。

当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得知这一消息时，距离拍卖开始还不到24小时。经过多方努力，黑陶俑终于在拍卖前10分钟被从拍卖名单中删除。

这六尊黑陶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埋在地下，经过盗贼之手，最终流落到了异国他乡。距离他们回到中国已经快两年了。

如何证明黑陶俑来自中国？为什么说是陕西出土呢？如何确定它们起源于西汉？当时美方提出了11个问题，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焦南峰花了两天时间详细回答了这些问题。

2003年，6件西汉黑陶俑回到西安。

有关部门调查其来历，发现是盗墓贼从白鹿原盗走的。平坦的白鹿原上，窦后陵和薄太后陵都有高高的封印。黑陶俑被盗的地点位于窦后陵东南约800米处，地面上没有任何迹象。

“当我们拿到黑陶俑的照片时，我们觉得它们可能与巴陵有关。”焦南风回忆，类似的裸体陶俑并不常见，只出现在皇帝和皇后的墓葬中。但黑陶俑的发现地点距离窦后陵太远，不属于窦后陵的范围。

黑陶俑的主人是谁？焦南风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答案，但还需要一系列的工作来确认。 “我们考古学有一个规则，如果有任何疑问，就必须有一系列证据。”

汉墓考古队副队长曹龙在外藏坑发掘现场。新京报记者吴彩茜摄

调查凤凰口

俯视白鹿原，凤凰口像一只展翅的凤凰，伸出的黄土梁像鸟头的形状。远远望去，高高的山丘确实像一座大陵墓的围墙。

凤凰的嘴下，有十多块古碑，已经饱经风霜，上面的文字大多斑驳。其中有一块高大的石碑，上面刻着楷书五个大字：汉文帝巴陵。

“从2011年开始，我们用了半年多时间否认‘凤口是巴墓’的说法。”那一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成立了汉墓考古队对汉墓进行研究。对白鹿原疑似巴陵地区和薄太后南墓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勘探。

当时，马永英担任副队长，主要负责巴陵岭地区的勘探工作。他原本是考古学的“门外汉”。法学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考古单位。他最初从事行政工作，后来转行从事考古业务。 1995年，马永英跟随焦南风，开启了西汉皇陵研究的大门。

刚到凤凰嘴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黄土坡，长满了青草。考古队的洛阳铲垂直插入地下，陆续取出土样，从山脚钻到山腰。半年过去了，考古队还没有发现任何墓葬和墓地遗迹。

“一开始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还不够细致，所以我又钻了一遍。”马永英将钻孔间距从三米缩小到两米。数十名钻工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钻探，却没有任何成果。任何发现。

为了安全起见，考古队邀请了陕西矿产化探队的队员。第三次钻探采用了高科技物探技术，这是寻找金属、非金属矿产和地下水等地下资源的技术方法。地球物理设备被钉入地下，雷达开始探测，但依然没有发现巴陵。

巴陵不在凤凰嘴，那又在哪里呢？

汉墓考古队把目光瞄准了窦后墓。按照西汉皇陵的形制，皇帝和皇后死后都会合葬在同一墓区，各有一座陵墓，又称“同墓异穴”。按照这种墓葬制度，汉文帝的坟墓应该在窦后坟墓附近。白鹿原上有两座倒斗形印章，即窦后陵和薄太后南墓。

但巴陵并没有封印。公元前157年，崇尚节俭的汉文帝临终前留下遗旨：巴陵山河不可为己而改。他希望埋葬陵墓的原有景观不要被破坏，也不需要人工封土。

正当汉墓考古队忧心忡忡时，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2006年，他们在距离窦后陵800米处发现了一尊特大未封黑陶俑，黑陶俑被盗的地方。墓——江村墓。

2017年，汉陵考古队开始对蒋村墓外的暗坑进行勘探发掘。洛阳铲不断冲击着黄土，随着钻探的进行，一座规模宏大、顶级的古墓出现了。墓室呈“崖”字形，边长约73米，周围有115个外部储物坑。

“在汉代，这是最高级别的陵墓结构，只有皇帝或皇后才能使用。”马永英觉得，蒋村墓可能是巴墓，但考古是一门科学，需要详细的证据。他们手中的洛阳铲并没有停下来……

铲子底部有一层深蓝色的泥土，王兆红猜测那是陶器。新京报记者吴彩茜摄

花园外墙钻孔

王兆红戴着黑色丝绒帽子，戴着橙色塑料手套，拿起用于钻孔的勘探铲。浅黄色勘探铲需要组装。一根杆子长一米，重四五公斤。他可以将杆子举高八米。将半圆形铲子垂直插入地面。一转一提，杆子在王兆红手中来回穿梭，一个又一个圆柱形的土样被取出。

十分钟后，王兆宏已经接过4米杆，越陷越深，腰部也越来越弯。尽管仲冬的寒风凛冽，他的头上仍布满了汗珠。突然，他感觉自己的手有些不对劲。他拿起土样，看到黄土中夹杂着一层深蓝色的泥土。

“这是陶器，深度3.5米。”王兆红捡起土块，把它砸成碎片。鉴定为陶器后，他用卷尺测量了深度，然后给队长马永英打电话汇报。

早在1984年，王兆红就加入了陕西考古钻探公司，学*各种钻探技术。探寻汉墓对于王兆红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他在汉阳陵工作了十多年。他去那里的第一天，就发现了墓道。 “这个洞钻了19米长，他们以前从未发现过墓道。”

随后，王兆红又前往江西、酒泉、无锡、沉阳等地考古遗址。他说自己就像游击队员，有工作就跑到哪里。 2018年，马永英将老搭档王兆红召回汉墓考古队。当时，巴墓的勘探遇到了困难，围绕巴墓和窦后陵的外园围墙尚未完全勘探完毕。

一个雨天，机会出现了。当其他队员休息时，马永英带着王兆红出去散步。他们走在凿好的泥泞路上，突然发现路边的悬崖有些不同。雨水冲走后，他们看到了夯土墙的痕迹。马永英说：“我们当时非常兴奋，这也是外园墙发现的证据。”

识别土壤是考古学家的一项基本技能。不同的土壤有不同的质地、颜色和结构，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用肉眼就能看到的。马永英举例说，“在温暖湿润时期，植被茂盛，相应土层颜色较深；在寒冷干燥时期，植被稀疏，相应土层颜色较浅。古代的墙是用土块夯成的，夯土上会有夯洞，就像石饼一样。”

如何在平坦的田野下找到两千多年前的夯墙？

考古学家善于寻找遗迹的线索。有一次，曹龙在下雪后航拍。茫茫白雪之中，有一个地方迅速融化，露出了地面，这意味着下面可能有一条墓道。还有一次，他们看到绿色的麦田里有一圈金色的麦浪。 “下面可能有城墙，麦子不能扎根，会早熟。”

“我挖铲子（打洞）的时候，就是靠手的感觉。当我用铲子敲到土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王兆红手握洛阳铲三十、四十年，已练就了一身绝活。他不需要看土壤，只凭感觉就能知道地下有什么。潮湿的夯土像橡皮泥一样，陶器或瓷砖听起来很脆，有孔的土有松散的感觉等。

但对于受损严重的外园围墙，王兆红来说也很难探索。他打开野外考古日记，上面记录着他钻过的密密麻麻的洞。他不记得自己钻了多少个洞。如果他犯了错误，他就会重新练*。如果找不到，他就再钻一次。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三米的夯土痕迹，却又断断续续，蜿蜒曲折，断断续续。

“地下要找到夯土并不容易，我们就是在夯土中寻找夯土。”马永英介绍，蒋村墓位于白鹿原西端。这里地势本来就不平坦。当时，人们为了建造墓地，会将下部区域夷平，然后夯筑围墙。

“当我发现夯墙时，我非常高兴，这是关键证据！”马永英用手比划出夯墙的宽度，难掩激动之情。这段夯墙环绕着蒋村墓和窦后陵，墓地长约1200米，宽约863米。这就是西汉皇帝和皇后合葬所采用的“异穴同墓”的葬制。同一个大墓地体现了“同一个坟墓”。

这个关键证据在2019年就出现了，经过反复钻探验证，直到2020年才得到证实。马永英感叹：“巴陵的位置不可能一日确定。”

探索“动物园”

毛笔轻轻扫过黄土，露出了青灰色的陶棺。张弯弯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掀开了棺材盖。一个小鸟头出现了，有鸡蛋那么大，鸟骨侧躺在陶棺里。那一刻，她忘记了长时间弯腰的痛苦，觉得“又惊喜又可爱”。

这位90年代出生的女孩，一头瞬间卷发，毕业后加入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两个月前，张万万来到汉陵考古队，参加巴陵遗址的考古工作。

张湾湾的铲子下常常出现惊喜。有一次，土里藏着一颗芝麻壳大小的棕色种子，她用敏锐的眼睛发现了它。 “虽然它们很小，但这些都是我们还原古人生活史的证据之一。”欣喜过后，她更担心了。她担心自己错过了其他种子，破坏了场景。

这些文物来自埋葬汉文帝母亲的薄太后南墓。

除发现的鸟骨外，其他外部储藏坑中还发现了金丝猴、丹顶鹤、陆龟等十多种动物的骨骼。此前还曾出土过大熊猫头骨、犀牛骨等。南岭西侧的外藏坑还出土了带有动物形象的金银器，有熊、狼、豹等，具有典型的草原文化风格。

“这些动物骨头的分布非常规则，就像进入一个动物园一样。西边是动物区，东边是鸟类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研究员表示，与他随葬的珍禽异兽也显示了墓主人的高尚品格。身份也体现了古人“物以稀为贵”的观念。

汉墓考古队也像一个“动物园”。

考古队有自己独特的“乡土笑话”。如果仔细思考考古队员的名字，你会发现马永英、曹龙、朱辰录、朱莲花、杨彦文等人的名字都与动物有关。曹龙笑着解释道：“马、羊、猪都围着食槽吃饭，现在张湾湾来了，我们终于有‘碗’了，可以实行分餐制了。”

还有一个巧合。焦南风是汉墓考古队第一队长，马永英是第二队长，曹龙是副队长，朱辰禄是队伍的年轻骨干。他们都是陕西人，年龄相差整整11岁。

“这其实象征着我们考古队的传承。”朱辰禄在汉陵考古队工作了四年，这里更像是他的另一个家。从最初的住宅楼房，到村民家，再到三个月前搬进的考古基地。不变的是，20多名团队成员相处得像一家人。

每天早上7点左右，开门的师傅会用陕西话喊一声“开门了”，考古基地的大门就打开了。队员们吃完早饭，八点准时去工地干活，中午回来吃一碗面。下午6点，结束工作的队员们会在院子里打一会儿乒乓球，然后聚集到食堂吃晚饭，看考古电视节目。

晚餐后，是考古工作者难得的休闲时光。他们三五成群地出去散步，逛江村、南陵吃饭。随后，马永英将在会议室给大家放映电影，从好莱坞大片到国产喜剧。朱辰禄偶尔会在院子里吹奏笛子，悠扬的笛声在安静的白鹿原里飘荡。

“祝你好运”

巴陵的发现，让白鹿原热闹起来，也让冷门的考古行业再次受到关注。

考古结果公布后，成群结队的游客来到“蒋村墓”石碑前拍照留念，还有人透过绿铁丝围栏观看考古现场。

张绾绾面对镜头的时候，先是紧张，然后慢慢释然。有一天，一位朋友拍下了采访截图，并调侃她看起来像个“逃犯”。这也呼应了考古界的一句名言：远看像乞丐，近看像捡破烂的人。仔细一问，是考古（团队）探索。

选择这份工作，她似乎告别了自己的“美丽”。她再也不能穿着漂亮的裙子，整天灰头土脸地去工地了。晚上回到宿舍时，鞋袜里都有一层黄土。张弯弯第一次在野外挖到人骨时，她给它取名为“翠花”。但因为害怕，他们不敢把完整的《翠花》放在宿舍里，只好单独保存。

除了辛苦之外，还有很多乐趣。在黄土高原进行考察时，黄沙从天而降，戴着草帽的考古人员开始随着《西游记》主题曲摆出搞笑的姿势拍照。课间休息时，大家躺在草堆上聊天；深山老林里，人们围在一起看鬼片；爬上高高的山坡，望着远处十里的桃花……

张绾绾脸上满是满足。她觉得自己刚毕业就能够参与巴陵发掘工作，非常幸运。朱辰禄也觉得自己很幸运。他在读博士期间就开始参与汉墓考古队的工作。

四年前，朱晨露一到考古遗址，就搬进了考古遗址的一间板房。木屋冬天寒冷，夏天炎热。冬天要盖两床被子，外面就能听到风吹的声音。夏天，天气很热，衣服都湿透了。晚上，木屋膨胀收缩，发出“咕咕”的声音。

这个从小就住在考古遗址区的男孩，捡过陶器碎片、瓷砖和铜钱。长大后，他终于有机会揭开他们的谜团。夜，白鹿在头，灞河东流；不远处，还有长安的“万家灯火”。朱辰禄静静地守护着古墓，想起白居易的诗“城四边灯火，中间星河”。

曹龙的家乡在秦雍城遗址所在地宝鸡市凤翔区。 1994年，当别人还不知道什么是考古学时，他已经决定在西北大学主修考古学。

三年后，曹龙的第一份实*地点是在黄河边。他觉得自己当时很倒霉，因为同学们都挖出了废墟，而他负责的探险队却什么也没发现。老师安慰了他。该地区原本是一个广场，没有房屋。 “即使什么也没挖到，也很有意义。”

二十多年后，“好运”来了。曹龙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了西汉皇陵，巴墓的发现弥补了其一些不足。 “作为这个项目的参与者，我感到非常荣幸，也感到非常幸运！”

考古也要看运气。

当看到外藏坑里一排排的陶俑时，马永英有一种“中了大奖”的感觉。那次是抢救调查发掘，盗窃骚扰比较严重，所以他没有抱太大希望。当工作人员用铲子铲除最后一层黄土时，发现了陶俑的头部。然后他们用小刷子扫去轻尘，看到了一张笑脸。此时，现场工作人员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汉文帝霸陵与实际发掘的海昏侯墓不同，出土了大量的黄金和精美的文物。这与汉文帝的节俭有关。他要求巴陵以土器陪葬，不得用金、银、铜、锡装饰。

对马永英来说，这些陶俑是社会进步的象征，陶俑的土葬取代了野蛮的活人祭祀制度。 “文物价值的判断并不取决于物质本身的品质，而是取决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些文物虽然看起来简单，但也非常重要。”

未解之谜

从黑陶俑被盗到巴墓正式鉴定，二十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巴陵的考古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1966年和197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学良、吴振峰等人对蒋村东小次葬坑和薄太后南墓进行抢救发掘； 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庆柱、李玉芳对西汉十一墓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测量工作，为后续的考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西汉皇陵。

很多关注和热度来了又去。

焦南峰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但当他提到很多人认为“巴陵是因为盗墓而被发现”时，他不禁提高了声音回答道：“巴陵被盗只是加速了我们抢救性发掘的考古计划。”

谈起文物被盗的事，焦南峰心痛不已。当时的盗墓贼并不知道地下有巴墓。他们只是猜测窦皇后墓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挖。 “盗墓贼挖东西的时候，不能称之为巴墓的‘发现’。考古学上的‘发现’是指：我看到了它，挖掘了它，然后用科学的方式解释了它。”

媒体散去后，马永英带领考古队继续发掘，整理考古资料，协助当地政府制定保护方案。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字画，这是他大半生的写照：“渭水桥已过春，白鹿原雨初晴”。

四年后，马永英就要退休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心中关于巴灵的困惑终于解开了。他自言自语道：“我再也不会出错了。”

更多人关心巴陵的未来。汉文帝墓还会继续挖掘吗？考古队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考古不是寻宝，你不能挖一个又一个，你选择挖什么，是为了研究需要。”焦南峰解释说，我国的文物政策原则上不允许挖掘古代帝王陵墓。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目前很多技术还不够完善，有些文物出土后很容易遭到损坏。对坟墓本身的损害是不可逆转的。

“我们会将这笔财富留给子孙后代，并在技术成熟且他们的研究需要时继续挖掘。”马永英坦言，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护这些墓葬和文物。他还希望今后能在白鹿原建一座文物博物馆，保护和展示巴陵和薄太后南墓的发掘成果，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文化。

防护的力量确实在增强。巴墓公布第二天，灞桥区公安部门与考古队召开联席会议，设立警务室、安装摄像头、加强夜间巡逻，加强现场文物安全保卫。村里的文物保安巡逻也增加了巡逻的频次和次数。

焦南风回到书堆前。白天，他读书、查资料、抄有用的文件。晚上十点大家都睡觉了，他才开始整理、写作，一直到凌晨两三点。他想要更多地了解巴灵。巴陵的城门、寝宫、陵墓在哪里、陵墓的数量和规模都尚未确定……

这位67岁的考古学家研究秦汉墓已有40年。花白的头发已经爬上了太阳穴，但他依然快乐得像个孩子。 “考古是一项常常带来成就感的工作，西汉皇陵十一座我们都探索完了，新发现了九座，这是九个惊喜。”

白鹿原的夜晚很安静，只有远处的狗叫声。考古基地大门面向薄太后南陵。月光下，隐约可见封印的影子。焦南风书房里的灯一直亮着，月亮悄悄地爬上了天空，照亮了院子里的石碑。上面刻着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题写的四个大字：“寇昆补史”。

新京报记者|吴彩谦

实*生|李欣然孙庆月